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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艺林人，自幼成画痴。
年尚未弱冠，委贽居古师。
及门得高子，才大气更奇。
一见便倾心，莫逆交相知。
切磋复琢磨，切切仍偲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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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树人早年的画作也是受居氏影响极大，在其传世诸作中，很容易看出这种痕迹：作于1903年的《玉堂富贵》（广州美术馆藏）、《河山同寿图》（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1904年的《牡丹》（香港艺术馆藏）等作品也是很明显运用了居廉撞水、撞粉的技法；作于1911年的《蒹葭图》虽然乃山水之属，折射出他从居派向新国画转型期的艺术风格【7】。
二、留日与变革（20世纪初）
如果二高一陈一直延续居氏香火，中国近代画坛最多只是多几个平庸的花鸟画家，“岭南画派”——这一被后人所界定可与京津、沪宁画家群鼎足而立的华南画家群将不复存在，近代岭南画坛也就将黯然失色。所以完全可以说，他们的成功在于与时俱进地在中国画领域所发起了一场革命——这种革命与康梁的维新变法、陈独秀等人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等重大社会变革在本质上是相通的【8】。
说到二高一陈的变革，不能不提到与他们这种变革起决定性作用的一个地方——日本。
岭南画派研究学者李伟铭教授的研究成果表明，从1903年至1907年间，高剑父为了求学，曾多次到达日本，在日期间，除了通过参观这里的博物馆和图书馆展出的日本画，获得对日本美术的初步认识外，先是在白马会和太平洋画会开办的研究所接受日本画的基础训练【9】。
陈树人则最迟在1907年已到日本，1908年进入日本京都市立美术工艺学校（即今京都市立铜驼美术工艺高等学校）一年级学习，李伟铭称其为“在岭南画派的三位先驱者中，是史有明载的唯一一位在日本美术学校注册入学并获得毕业资格的艺术家”【10】，1912年3月25日，陈树人于京都市立美术工艺学校毕业后回国，任报馆编辑之外兼任广东优级师范学校（广雅书院）及广东高等学校图画教员。后再赴日，9月21日入东京立教大学文学科一年级，攻读英国文学，1916年毕业。
高奇峰的赴日是与其兄剑父密切相关的。1907年高剑父暑假归国，携高奇峰赴日学画。年底，高奇峰归国。在1914年春，二高有在日本东京下谷旅次合作《鸳鸯图》横幅的记载，同年秋，高奇峰回国。
二高一陈分别在日本接受近代美术的教育的同时开始酝酿在中国画领域进行一次大的变革：
1908年，高剑父由日本学成归国并在广州举办了第一次个人画展，他的画融合了中西技法，尤其是在意境的渲染方面与日本画有着神似之处，与传统的中国画迥然有别，高氏自称为“新国画”。这种新兴的绘画手法一展现在世人眼前，便和其他所有的新事物一样得到了毁誉参半的社会评价。黎庆恩的一首《送高剑父之欧洲》诗很可说明此点：
